“双重红利”一词源于环境税，环境税的征收始于1909年英国将环境税加入到汽油价格中。总结起来，“双重红利”假说，认为开征环境税可以实现“双重”目标：一方面由于将环境污染外部成本实现内部化，实现环境状况改善从而增加福利，即“绿色红利”;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环境税收收入来降低现行税制对资本和劳动产生的扭曲，从而通过减少税收系统的损失而增加福利，形成更多的社会就业，获得非环境收益，即“蓝色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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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双重红利”理论的发展，欧洲各国也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的环境税制改革。1991年瑞典在开征环境税的同时，降低了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税率。丹麦1993-2002年全面提高了对石化燃料征税的税率，这期间开征了碳税、塑料袋税、纸袋税、污水排放税，用于补偿雇主的社会保险支出，通过减少占丹麦GDP总量2%的边际劳动收入税来实现。1995年荷兰新开征地下水开采税和垃圾填埋税，征收的能源调节税大部分用于降低雇主的社会保险支出。英国从1996年起，陆续开征了垃圾填埋税、气候改变税，并将收入用于减少社会保险金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芬兰自1997年起，开征生态税和能源税，当年芬兰减少了56亿芬克的所得税和劳动税。德国1999-2003年逐步提高了矿物油税税率和天然气税税率，开征电力税，并把收税收入用于减少社会保险金、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法国1999年起，把原油税、噪音税、大气污染税、垃圾处理税等合并到TGAP项目统一征收，同时开征能源税、采矿税和洗涤税，并将所产生的税收用于减少对劳动力的征税。瑞士对超轻供暖燃料征收的生态税通过义务医疗保险支出的形式返还给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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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各国采用的具体环境税措施不同，但都围绕着“双重红利”的核心思想，在通过开征环境税把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内部化的同时，降低所得税以减少扭曲性税收，并将环境税收入用于减少社会的福利成本。从各国改革效果来，绿色红利得到实现，各国环境质量有了明显改善。效率红利从短期看实现了就业红利但没有实现投资红利，究其原因可能是企业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来适应技术进步，从而引发短期的投资萎靡。不过从长期看投资红利同样增加，这意味着可以实现环境税的双重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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