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现代社会的基石，能源安全直接关系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影响，化石能源供应趋紧、价格高企，国际能源短缺问题日益突出；受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天气频繁出现，全球电力供应紧张，缺电程度不断加深；我国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化石能源资源有限、油气对外依存度偏高。这些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对我国能源安全带来重大挑战，凸显了加快提升能源安全韧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近年来围绕能源电力发展，先后作出稳步推进中国能源互联网建设、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等重大决策部署，为推动我国能源安全、高效、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复杂国际形势，加快构建以新型电力系统为主体的中国能源互联网，是提高我国能源自给能力、有效应对能源安全重大挑战的根本举措，对于推动能源绿色转型、保障能源可靠供应、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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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刘泽洪
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我国能源供给需求巨大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源生产、消费和进口量均居世界第一，巨大的市场需求凸显了保障能源供给的压力。当前,资源紧缺、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我国能源安全面临多重风险叠加的严峻挑战。一是化石能源资源不足，能源供应脆弱性问题日益显现。我国煤炭储量较大，已探明可开采量约为1622亿吨原煤，占全球总量的15%，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0%。石油、天然气资源匮乏，技术可开发量分别约为36亿吨、6.3万亿立方米，仅占全球总量的2%、1%，人均占有量分别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7%、7%。2021年，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产量分别达41亿吨、2亿吨、2053亿立方米，据此测算，储采比分别仅为39年、18年、30年，化石能源储备难以支撑可持续发展需要。二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能源进口难度和不确定性增大。长期以来，我国油气自给能力不足，对外依存度较高。2021年，原油进口比重达72%，连续四年超过7成；天然气进口比重达45%，较10年前提高2倍。同时，我国进口石油80%以上来自中东、北非等地区，运输需经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要道，存在“卡脖子”风险。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炭、原油、天然气进口量分别减少18%、3%、10%，但进口成本却增加了64%、53%、50%，进口化石能源的经济代价显著上升。三是转型保供挑战叠加，能源系统安全复杂性大幅提高。我国能源消费以化石能源为主，2021年比重约为80%，其中绝大部分为煤炭。面对实现“双碳”目标的迫切需要，我国一方面要转变以煤为主的发展路径，稳步推进退煤降碳，另一方面要应对气候环境对清洁能源发电稳定性的影响，系统安全复杂性大幅提升。例如，受今年夏季极端高温干旱天气影响，7-8月四川水电出力较常年减少五成、光伏发电量同比下降6%，同时因高温引起降温负荷大幅增长，造成供电紧张。如何在确保能源安全可靠供应的前提下，实现清洁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有序高效替代，推动能源体系从高碳向低碳转型，需要加强研究、统筹谋划。总体看，化石能源资源的先天不足和过度依赖化石能源的不合理发展方式，是导致我国能源供应总体偏紧、油气过度依赖进口、能源转型任务艰巨的根源，已成为制约我国能源安全的突出矛盾。有效破解困局，需要彻底摆脱传统能源发展路径束缚，关键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和系统观念，以大格局、大思路深入推进能源安全新战略，开辟一条适应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需要的能源转型新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