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国际上主流的气候政策推动型司法，中国的气候变化司法体现出发展主义气候治理路径下的政策落实功能。
面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挑战，各国都出现了以气候法律或政策为论证依据，或以减缓和适应为主要目标的诉讼，中国也不例外。随着气候变化诉讼实践的深入，司法与政策之关系的问题进入比较法的视野。具体而言，司法可能致力于落实气候政策，也可能把工作重心放在审查政策的合法性上。法院处理气候变化的方式反映了不同国家的司法制度、法治文化，乃至气候治理模式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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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司法与政策的关系如何发展，全球气候变化诉讼的实践都表明，司法正在超越“定分止争”的传统功能，而且必将更加积极地处理气候变化政策，中国法院也不例外。但是，目前关于中国气候变化司法实践的研究和分析都较少。实际上，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呈现了一种以司法推动气候政策的落实的模式。这一模式仍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在框架性气候变化法律缺位的情况下，中国法院必须克服立法规范分散的困难，并改进其适用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之气候政策进行司法论证（judicial reasoning）的能力。
气候政策落实型司法
中国气候变化诉讼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司法机关在大量民事诉讼中落实气候政策，而不是在“高光案件”中推动气候政策本身的发展。中国存在大量案件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气候变化问题，但客观上有利于对气候变化的减缓或适应。从案由上看，中国大部分气候变化诉讼集中在合同纠纷中，从而不同于其他一些国家以侵权或者环境影响评价为案由的实践。在山东一起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中，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在于合同附件中所载节能信息是否属于合同义务。开发商认为这些信息只能解释为技术标准，所以不是合同条款的一部分，因而也不属于开发商合同义务。然而，法官则认定合同附件中的节能信息公示既然是国家政策的要求，就是合同中必须包括的内容，因而也是开发商合同义务的一部分。因此法院要求开发商为住户免费安装太阳能热水器。
中国法院也在尝试于合同纠纷之外的领域开拓气候变化诉讼应对的途径。在2020年的湖州大气污染案中，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检察院在被告已经受到刑事处分之后，仍提起公益诉讼。德清法院根据《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判决被告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在说理部分还援引了国际环境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在2018年的“甘肃弃风弃光案”中，原告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认为被告国家电网甘肃省电力公司未履行《可再生能源法》规定，在客观上导致了污染物继续排放，破坏了生态。
